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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跨过17号的最后时刻进入凌晨1点46分（却不被承认属于18号），记录使我惊醒的梦。
一只巨大的猫咪胸前长出圆柱形的乳房，并慢慢变形成两只小猫头的样子。在左边，有一所大房子，房子被分成两间，中间是打通的，一只哥斯拉般的怪兽跳进屋子，屋子里挤满了人，有的想夺门而出，也有的无所谓，也有的尽量蹲在地上，低着头，我就是这样，我认为不看见怪兽，怪兽也不会看见我。我看见自己蹲在那里，我看见有人惊慌失措，我看见怪兽腼腆地坏笑，我看见它正在小心地活动它的前爪，尝试着，一定在想着什么。蹲在那里的我并没有着急逃跑。屋子里的人就一直那么的多，也没见减少，有时，你甚至以为这只是混乱的聚会。我喜欢，我并没有害怕，我喜欢背后有一种被怪兽盯着的感觉，我愿意自己成为可能被挑中的那个人。我更愿意看见这一过程的发生。但是我仍然在害怕，这并不矛盾，因为对象不同。我不害怕的是被挑中和怪兽；我害怕的是消失，永恒的消失。一旦蹲着的我消失，那么旁观者的视角也必将黯淡（它不一定会消失，但是总会黯淡，黯淡下去，或者黯淡地消失）。怪兽还混合着迅猛龙的一些特点，比如短小的前肢，和小小的头颅；我前面形容它像哥斯拉，可是实际上，它可能既没有迅猛龙那么狡猾和快速，也没有哥斯拉那么笨拙。并且想象，在现实中，我也有这么好的场面调度……
在我发出去的短信记录里可以看见“梦到吃人的怪兽和奇怪的小孩奇旅”，后者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
另：阿尔法城看毕。戈达尔电影中的声音令人心醉神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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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毕傅葆石的双城故事，并不畅快，书中的分析评述方法对应其副标题“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难免不让人觉得眼高手低，过于简单。将基本主要事件按照时间发展排列放入，进而多次解释关于暧昧政治对应当时上海电影艰难形势，与中国电影中心转移相互关联，也就没有再多的什么结论了。而这一相互关联也仅仅只是比现象的程度稍微深入了些许。将张善琨作为“眼”，本来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却发现作者在整体把握史料的能力也不过是中规中矩，以不出错作为对自己的要求。对GMD和GCD在电影方面的作为，都只是做障眼，成了概括。如果说担心会产生敏感触及，那至少可以将史料好好整理对照。而所能看到的抗日时期上海电影的动荡和艰难就只能停留在身份问题上的阐述。将当时娱乐片的泛滥归结为一种类似非暴力不合作的举动，将日本占领上海时上海电影人应对日本人对中国电影文化事业上的控制弄的仿佛是不行就不行，还能怎么办的儿戏。当时日本在满洲的所进行的电影政策怎么能轻描淡写。我以为详细讲述一下不会是离题。方法不对，本来有话题可纵横的切入点也因为后面的泛泛而谈、随意定论而变成败笔的始作。想来柯林麦凯布的戈达尔那本书，岁是写一个人，但是纵横为网，从大历史背景，到文化影响，从个人的生活到政治观念，从创作到作品等等，所形成的每一个网眼都能游刃有余地出入自如，每一个网眼都有其吸引力，每每合书，都余意未尽，这才是好书。
所以方法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