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an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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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毕傅葆石的双城故事，并不畅快，书中的分析评述方法对应其副标题“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难免不让人觉得眼高手低，过于简单。将基本主要事件按照时间发展排列放入，进而多次解释关于暧昧政治对应当时上海电影艰难形势，与中国电影中心转移相互关联，也就没有再多的什么结论了。而这一相互关联也仅仅只是比现象的程度稍微深入了些许。将张善琨作为“眼”，本来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却发现作者在整体把握史料的能力也不过是中规中矩，以不出错作为对自己的要求。对GMD和GCD在电影方面的作为，都只是做障眼，成了概括。如果说担心会产生敏感触及，那至少可以将史料好好整理对照。而所能看到的抗日时期上海电影的动荡和艰难就只能停留在身份问题上的阐述。将当时娱乐片的泛滥归结为一种类似非暴力不合作的举动，将日本占领上海时上海电影人应对日本人对中国电影文化事业上的控制弄的仿佛是不行就不行，还能怎么办的儿戏。当时日本在满洲的所进行的电影政策怎么能轻描淡写。我以为详细讲述一下不会是离题。方法不对，本来有话题可纵横的切入点也因为后面的泛泛而谈、随意定论而变成败笔的始作。想来柯林麦凯布的戈达尔那本书，岁是写一个人，但是纵横为网，从大历史背景，到文化影响，从个人的生活到政治观念，从创作到作品等等，所形成的每一个网眼都能游刃有余地出入自如，每一个网眼都有其吸引力，每每合书，都余意未尽，这才是好书。

所以方法好重要。